那么天真地画了80年，与毕加索、达利齐名的他却说：我要刺杀绘画
懂不懂艺术都能看懂的⇡象外
Painting head，1927
“喔，这是米罗嘛！”
“啊！这真的不是小孩子的涂鸦吗？”
在米罗画展中，这是最常见的两种声音，他的画是什么样子呢？
一只气球？
Personage， 1925
一个鬼影在蓝色醚的表面浮游。
这不是大家小时候画的人偶嘛
Women and birds in the morning light ，1949
二战结束，明媚色彩开始回到米罗的画布。
艳丽的大公鸡
Le-cop，1949
米罗一改自己四十年代主要的阴暗色彩，用最鲜艳的暖色，为和平的新世界而欣喜雀跃。
一幅正经的自画像
Self-portrait，1937
在上一幅正经自画像的复印版上信手涂鸦，回归绘画后，米罗的创作越发无拘束。
胡安·米罗（Joan Miró），与毕加索、达利齐名的20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，在三个人中，米罗的艺术生涯最长，也是活得最久的一位，其艺术创作生涯持续了近80年之久。
近年，米罗作品的价格在拍卖市场一路走高。
2012年6月19日，米罗1927年的《绘画（蓝星）》在伦敦开槌，最终被一位买家以2356万英镑（约3690美元）的高价拿下，这是它2007年成交价的3倍，在2012年西方拍卖市场中名列第十一。
伦敦苏富比现场。
Peinture (Étoile Bleue),1927
然而，最开始的时候，米罗的作品并不好卖。
1948年，二战结束后，米罗从美国回巴黎，举办展览。一名画商买下他的一批作品，回家后，妻子懊悔痛哭：“谁会来买这玩意，我们要破产了。”
而今，米罗的作品越来越好卖了。2014年，负债1100万美元的葡萄牙政府甚至打算卖掉米罗作品来还债——85件国有米罗作品估价为5060万美元。
2月份，在送上佳士得拍场前几小时，葡萄牙民众的强力抗议“救回”了这些作品。
3月，政府再次宣布米罗作品将送上6月的佳士得拍场。
4月底，一名里斯本法官介入，称“这批米罗作品存在文化遗产价值，禁止从葡萄牙出口”，国宝再次脱险，得以留在葡萄牙。
米罗（ Miró）是谁？
Miró，西班牙语的含义是“细看；观察”。1893年，胡安•米罗出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，人如其名，米罗从小喜欢趴在家里的窗户上，盯着对面楼的光影或天上的云。
Joan Miró ( 1893.04.20–1983.12.25 ）
最令他兴奋的时刻，是放长假去地中海边马略卡岛（Majorca）乡下的爷爷奶奶家。管家回忆，“米罗经常一个人在荒草丛生的田野里狂奔，边跑边叫，邻居以为他疯了。”
米罗7岁开始画画，安静而敏感，事业有成的金匠与珠宝商父亲却希望儿子将来也能够从商——14岁时，米罗被送去念商科学校；17岁，被安排到商行做实习会计。他郁郁不乐，却不敢说。
两年后，在商行工作的米罗生了一场大病。父亲在地中海边的蒙特洛伊岛（Montroig）买了一幢小楼，供他疗养身体。看着羸弱抑郁的儿子，老实业家米罗的心愿彻底瓦解，从此放手，让小米罗去追寻他的艺术家之梦。
Prades, the Village，1917
这一时期，他画下他眼中的家乡与静物，画面中扭曲的动物、变形的有机物体和特别的几何构造组成一种天马行空的幽默感。
Nord sud，1917
其实，米罗14岁时已经违抗父命，悄悄开始在毕加索的母校Llotja 美术学校兼修艺术课程。美术学校的教育已经算前卫，但米罗的“自由”倾向已经超出老师所鼓励的自由创作范围。学校老师都有些同情这位“缺乏绘画天赋”的学生。
1918年，米罗在巴塞罗那办了他的第一个画展，收到最多的评论是“荒谬”。米罗的画与人们心目中的“美”距离太远，有几位观念保守的观众看完觉得“有伤风化”，甚至当场破坏了其中几幅。
Standing nude，1918
Self-portrait，1917
Portrait of a young girl，1918
从这两幅肖像画，米罗开始尝试线条画法。
在巴塞罗那，米罗接受过一些现代艺术熏陶，看过后印象派梵高、高更、塞尚、野兽派马蒂斯、立体主义勃拉克、毕加索等艺术家的画展，他觉得体内某些不知名的涌动找到了共鸣。
身体康复后的米罗，获得父亲赦免，进入St. Luck美术学院，但他脑中循环最多的一句话却是：“我要去巴黎！”
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巴黎，是欧美国家怀揣文艺理想的青年们心目中的天堂，海明威称之为“一场永不停歇的流动的盛宴”。
米罗曾给绘画班好友EC Ricart写信：
“我不关心未来，只在乎现在！我想告诉你，我宁愿成为巴黎众多痛苦挣扎的失意者的一员，也不想继续待在这泥泞沼泽地一样的巴塞罗那，做一只井底之蛙！”
在现实与梦境中交织的米罗
1919年，米罗告别巴塞罗那，投入巴黎的怀抱。
当时，一战后的巴黎尚未从战争创伤中复原，“破坏一切、否定一切”的达达主义是许多希望破灭的年轻人找到的寄身所。
1922年，某展览现场，杜尚将小便池倒立，在其一角用记号笔写下作品名称“泉”并签名，这成为达达主义标志性事件。达达主义者拒绝历史上所有的艺术标准，像一群清醒的非理性疯子，他们高呼：“破坏即创造；艺术伤口应象炮弹一样，将人打死后还得焚尸灭迹。”在老家被视为异类的米罗为这一反叛姿态感到兴奋。
在巴黎，米罗找到了母亲好友的儿子——毕加索，毕加索买下他的一幅自画像，带着他结识了很多画家诗人——独行的他终于找到组织。在不同流派中，他和超现实主义领军人布列松（André Breton）走得最近。
巴黎第一年，米罗经常饿着肚子创作，最大的愿望是拥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。第二年，在布洛美街（rue Blomet），他租到一间工作室，埋头没有窗户的小屋，疯狂画画。
The table，1920
原以为能全心拥抱新生活，而巴黎给米罗的第一件礼物却是重新认识故土——加泰尼亚。第一幅梦与现实交织并存的作品《农场》（The Farm）在此诞生。《农场》充满了加泰尼亚的气息：家乡的红土地、美术馆的原始造型。
每年八月、九月，米罗回到马略卡岛被树木环绕的小楼创作。回巴黎时，他带上一些家乡的干草，为了有现场感地“完成风景写生”。米罗说：“我想把一切我心爱的有关乡村生活的事物都摆在画布上，从一棵巨树到一只细小的蜗牛。”
《The Farm》，1922 创作于马略卡岛和巴黎的画室。
为缓解高强度绘画的紧张感，傍晚时分，米罗常和好友海明威一同去打拳，来放松心情。海明威见证了《农场》的诞生全过程，变成了米罗的头号粉丝，“我认识米罗的时候，他很穷，没有吃的；整整九个月，他没日没夜地画画，最后，我看到了《农场》。”
经济同样窘迫的海明威搜遍了巴黎大街小巷的每间酒吧，找所有朋友借钱，在画商给的付款期限最后一天，海明威从米罗的画商那里花5000法郎买下了《农场》。他说：
“给我世界上任何的画，我都不想交换；这幅画包含了关于西班牙的所有感情——你身在其中的时候；你在他乡漂泊而回不去的时候。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画出这两种对立的情感。”
渐渐地，米罗不再完全以记忆为素材，而是凭借梦境的灵感来创作。那时，一些艺术家会藉助药物来刺激神经，召唤幻觉与灵感。
米罗的画是公认的“梦幻绘画”，不过，他抵达幻觉的方式却是饥饿——饥肠辘辘地回到画室，躺在床上，睁大眼睛——天花板上有无数的不知名生物在旋转，恍惚入梦——更多的生命体拥挤在梦境空间，嚷着要出来瞧瞧。
他抓起画笔，一半清醒一半迷离，把这些“有机生物结构”的模样留在画板上。
Painting (The bottle of wine)， 1924
Dancer，1925
米罗说“如同颜色的削减，我的角色都经历了同样的简化过程。现在，它们看起来更简单了，这反而更加具有生命力，也蕴含了更多的细节。”（讲真，此刻，我最大的欲望是飞去巴塞罗那的米罗美术馆）
1924年，布列松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( Surrealist Manifesto)，与达达主义一脉相承的超现实主义同样反理性反传统，鼓励纯粹自发性创作（pure psychic automatism）。
米罗被“点名”纳入超现实主义阵营，同伴视之为典范，因为他率先找到一种自己的语言，描绘出日常的“诗意现实”。不过，经历与超现实主义短暂的“热恋”期后，31岁的米罗已经不再热衷运动与站队，而是跳出来审视，尽力做一些独创性的东西。
The tilled field，1924
对于创作，米罗有自己的方法：“当我开始一幅画时，很多角色会在我眼前自动说话；在我动笔时，那些形状自动变成了女人或鸟儿的符号……第一个阶段是自由的、无意识的；不过，第二阶段是清醒严谨的，需要小心规划。”
Carnivel，1924
身在没有窗户的工作室，在画里为自己安一扇窗户。一些不可思议的物体散置在大地上，犹如海洋里的生物或显微镜下的生物。
The Dutch Interiors，1928
晚年，米罗曾经总结他的创作：“一件作品，必须带着燃烧的灵魂来构思，但是运用临床医生的冷静来执行。”可以把这句话视为60岁的米罗对“涂鸦”问题的回答。
想象时光倒流至1927年，在巴黎街头撞见26岁的米罗，如果我问：“您是在涂鸦吗？”
米罗一定会说：“不，我要刺杀绘画。”
Painting(Head) ，1930
《纽约客》作者Peter Schjeldahl说，“这是我所知道唯一的不像米罗的米罗作品。一个粗糙的粉色卡通头像，一团蓝色的圆形涂鸦，粉黑相间的松散斑点，一条条零散的线，一切都发生在白色背景上。它完全可以被送到那些当代艺术画廊冒充新作，“持续的破坏”（successive destructions）是它的基础——它带有恐怖性，逃离了米罗整个艺术生涯的关键词“悦目的魅力”。哪怕出自最野蛮的意愿，米罗的作品更多地透露出的仍然是愉悦。”
Maternity，1924
Painting (Fratellini), 1927
性格温和的米罗少有地使用了“刺杀”这样的动词。四年后，他针砭对象更明确，对当时迅速壮大的立体派开炮，“我要砸了他们的吉他”。
那时，一些立体派画家都以吉他为客体进行创作，比如勃拉克的《吉他与水果盘》，毕加索《挂在墙上的吉他》、《吉他和半身像》、《吉他和小提琴》......在米罗看来，重复或模仿意味着投机与衰亡，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。
从1927年到1936年，为了避免被惯性思维绑架，米罗强迫自己走出舒适区，尝试使用各种材料，将它们进行拼贴和装配，制造各类“外星生物”。
Object, 1931
Man and woman, 1931
Object of sunset，1936
Portrait of a dancer，1937
Homage to Nusch Eluard，1937
一个人的“反绘画战役”渐渐出现不和谐音，装置进入油画，好像是阻止握画笔的愿望。这是1937年，米罗告别传统布面绘画的第11年。
到此，反绘画探索接近尾声，他重新从布面绘画中找到了表达的畅快。
Still life with old shoe，1937
公认的“回归之作”，很多符号好像是1927年《加泰亚风景》的进化版。
“对我而言，形式从来不是抽象的，它只是某件事物的符号。”米罗写过文章来解释他的密码，那些看似不经心的每个图形、线条，每一个都有其特定意义；绝大部分的作品（除了后期少数的纯抽象画）里会出现这些密码，若足够用心，你可以按照年代线梳理出一篇“米罗密码演变史”。
Self-portrait，1937
Painting (The Magic of Color)，1930
Portrait-iv， 1938
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瓦西里·康定斯基（Wassily Kandinsky ）已经为“解密”米罗做了奠基——1933年移居巴黎的康定斯基被盛行的超现实主义击中，试图研究这套特殊语言，1935年的作品《连续》（Succession，下图）便是将米罗作品里散布的有机形式齐整整地摆上了商店橱窗。
Wassily Kandinsky，Succession，1935
当然，这种研究式欣赏毕竟需要经过专业训练；对我们来说，最直接好记是“米”。不少人自作多情地点评：“呀！这个是米罗的中文签名~”
实际上，他不会中文，这些长得像汉字“米”的形状是星星。
来个特写，这...确实像签名，不怪我们。
在艺术圈，米罗的绰号是“星星王子”——或许受到喜爱天文学的父亲影响，他总是不嫌拥挤地，将各种行星恒星塞满画面，红色的大圆圈是太阳、黄色的半圆是月亮。这些看起来像童话或乌托邦的画面，实际上暗藏着米罗的恐惧与时代的动荡。
The escape ladder，1940
外部世界战火纷飞时，米罗只有藏起来，躲在想象搭建的画里，为自己制造一架通往天堂的梯子。
1936年，西班牙内战爆发，米罗没法回故乡过夏天。1940年，法国逐步沦陷，他逃离巴黎，暂住挪威。西欧大陆却是被战火侵占，他自己也成了有家不能归的流浪者。
1942年，米罗带着家人逃回西班牙。“米罗密码”不再是以明亮温暖的黄、绿、蓝、红作为打底色，更多难以纾解的痛苦、恐惧与压抑潜入了画面。
他的慌与怕似乎从不外露，而他的传记里描述了这种敏感与惊惶—— 在二战开始前，他在家难以安眠，感觉某种阴暗力量正在逼近；战争进行时，他在和平的挪威却难以握稳画笔，每一笔都是一种极大的消耗。
Constellation，1940
Constellation，1941
1941年至1942年，从挪威到西班牙，在剧痛与焦灼中完成的《星座》组画让他愈发笃定，不被外部评论干扰，全心砥砺、完善自己的绘画语言。
Women and birds at sunrise，1946
米罗笔下的女人有时用杏仁叶来代表，有时是带线的红圈状卵巢。有人笑米罗笔下的女人更像是停留在青春期男孩阶段的性幻想。而对比起毕加索或达利无法隐藏的“大男子主义”视角，女权倾向的我倒挺喜欢这种“小男孩的想象”。
“我尝试像以字词作诗，以音符谱曲一样来运用色彩。”米罗先画下简笔的小鸟，后来小鸟飞走了，只剩下鸟儿遗留的轨迹；眼睛不只是眼睛，长在人的身上代表伤痕，住在树上则是快要醒来的怪兽；用线条连接的两个原点，代表音符，如果线条是锯齿状，则是噪音和烦恼……
Painting，1950
Painting，1954
相比同乡达利、毕加索“看心情”式创作，在艺术面前，米罗更像一名守规矩的小学生。
1956年，回到西班牙，定居马略卡岛。米罗的管家回忆他晚年闹钟式作息时间表：
7点起床，在住宅旁的画室创作；
9点吃过早餐便回画室；
下午2点是午餐和短暂的午睡，醒来后看报纸并回复世界各地的来信；
傍晚，他会走出工作室，到周围散个步；
晚上，他会读诗、画素描、听音乐。
数十年如一日的严格作息，使得米罗成为一位高产的艺术家，目前存世的各类作品上万件。
米罗在马略卡岛的工作室。
从小受美术馆古罗马式壁画熏陶，米罗常在外孙胡安·庞耶·米罗（Juan Punyet Miro）耳边念叨：“从人类结束洞穴壁画那时候，艺术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”
好友劝他给自己放放假，80岁的他，拎着颜料就往二楼走，丢下一句：“画画怎么会累呢？我必须抓紧时间，等我老了就画不动了。”
外孙见证了米罗晚年一些纯粹抽象画的诞生，小小的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：“他把画板铺在地上，用扫把、大刷子、手指或者拳头当画笔，在纸上放肆挥洒，看起来像是20岁的小伙子。”
1971年，瑞士苏黎世的展览现场。
The red disk，1960
The gold of the azure，1968
Women and bird，1960
The skiing lesson，1966
单从作品风格来看，米罗越老越疯狂：一边在绘画上不断革新，一边尝试各种媒材，各种艺术形式，他遇上了便带回家琢磨，版画、青铜、雕塑、陶艺......
这似乎是他30多岁“反绘画战役”的升级版——“反米罗战役”。他拒绝沿袭年轻时着迷且擅长的色彩，相反，食尸鬼、恶魔、各种怪兽开始挤满画布。
Woman，1946
街角垃圾堆里的旧金属零件，巷子里一枚石头、路旁一截枯树，各类“废物”在米罗手中复活，化身生气勃勃的艺术品。
Sculpture object，1949
Project for a monument，1968
Disheveled women， 1969
“这瓶子、这杯子，还有那空无一人的海滩上的大卵石，全都是静物，可在我的精神世界里，它们却掀起我巨大的冲动。”（《胡安．米罗谈话录》）。
Insect woman，1968
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米罗开始做雕塑作品，女性和神话故事是两大主题。
传统中一贯冰冷的雕塑，从米罗开始，有了温度。
在这儿，没有突出部分的特殊光线、符合特定规律的构图，看米罗作品，人的视线很难聚焦在某一主角，所有事物一律平等，散布在画面各个角落。
Women in the night，1967
Girl escaping，1968
红、黄二色加上深蓝，打破铸铜原本色彩均衡的外观，加重视觉上的跳跃冲击。
Woman and bird，1967
Personange，1967
Man and woman in the night，1969
或许，从绘画到雕塑，米罗从未彻底皈依超现实主义的非客体（non-objectivity）或纯粹抽象。我们眼中的涂鸦，更像是米罗自创的艺术语言，他在客观性的边界内“编辑”了一套米罗密码，艺术史上称之为“有机生物形态”（biomorphic forms）——运用类似生物的形态构成现实中不存在的结合体，或者将有机的曲线和强烈的色彩组合在同一平面。
Tete，1970
Bas relief，1971
Bas relief，1971
Head and bird， 1973
一截废铁，加上枯树、旧鞋，米罗式的标题赋予作品别样的生命，领着观者站在当下，想象远古神话“应用最简单的手段，达到最强烈的效果”。（《米罗谈话录》）
米罗几乎活过整个动荡的20世纪，成为后来美国众多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启蒙导师。他最害怕的不是被潮流抛弃，也不是被战火吞噬，而是重复自己：“生活越是卑鄙，我越要作出相反的回应——以幽默感和火山喷发式的广阔自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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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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